第4章　高　师 （1952—1956）

1952年10月，德里达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相对于预科班时的种种限制，这意味着真正的解放。虽说杰基得离开拉格朗日街同其他三名学生合住，但他仍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终于，他进来了；终于，他到达了。

高等师范学校创立于国民公会时期的1794年，从1847年起定址于于姆街45号，距路易大帝高中只有几百米。它本身并不发放任何学位证书，但它的特点是文科与理科学生的比例相当，尽管两者泾渭分明。高师尤其人才济济。著名的高师毕业生数不胜数。轮到德里达进入时，亨利·柏格森、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查理·佩吉（Charles Péguy）、雷翁·布罗姆（Léon Blum）、让-保罗·萨特、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还有其他许多人已历经数代确立了它的光荣地位。

这个只有青年男子的小宇宙——但女子可以随意进入——“于姆街的隐修院”，自有其传奇和仪式，为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或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这样的作家所称道。学制四年，第三年通常用于准备教师学衔考试，第四年开始撰写论文。学生们的身份为见习公务员，他们从入学开始算起就要为国家至少服务十年。

从1900年代初起，高师内部就流传着一些习语。“土纳”（turne或thurne）指宿舍，“土纳志”（thurnage）指从二年级起向学生分配宿舍的复杂程序。入学考试第一名的学生被称为“卡西克”（cacique）。“原方”（archicube）指从前的学生，校友录因而被称为“原方志”（archicubier）。在正方形的庭院中有一个带喷泉的水池，其中的金鱼被称为“恩斯特”（Ernest），“恩斯特法”（ernestisation）指把一名学生扔进水池。“水族馆”（aquarium）指一楼大厅。“饭锅”（pot）指一天供应三餐的学校餐厅。推而广之，这个词用来指代与饮食有关的一切。勤杂女工和所有广义的服务技术员工都是“西乌克斯”（sioux）。^[1]

虽然随着时间流逝，这种高师气质越来越令德里达不快，但他刚开始时心甘情愿、眉头都不皱地参加孩子气的胡闹，比如摘下写有校友名字的街牌，或者去荣佩梅耶茶餐厅发表不着调的言论打扰客人。杰基肯定参加每年冬天举行的必须打领结的学校舞会，还有六月初轻松愉快的花园舞会。在年度汇演中，他表演了一个地道的节目，拉下帽檐扮演阿尔及利亚土匪，引来哄堂大笑。^[2]

他还用半严肃半滑稽的口气起草了一份有关饮食制度的建议书，随后请包括埃玛纽埃尔·勒·卢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Ladurie）在内的几名学生签名。在这两页用打字机打出的建议书中，他们指出学生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包括用火腿取代肉食，太多肉糜、香肠和豌豆泥，特别是除了汤以外所有食品均不足量。

冷菜取消了。为什么？我们不吝唤醒厨师的想象力，向他推荐这些最常见的水果——西红柿、橄榄，以及便宜的块茎植物——生擦胡萝卜……

给我们吃的垃圾食品中有今晚的卡芒贝干酪，它切成小块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其硬度堪比砖头。我们特呈上此品供您评判。……

身为病人且以此为憾的我们有必要澄清那种想法：认为我们养尊处优，苛求比普通食物更丰富、更好的饮食，其实我们仅仅满足于健康的食物。^[3]

开始时，杰基继续在可能的时候去波尔-罗亚尔健康餐厅就餐。但几个月之后他的身体大有好转，不必再常常食用高师或别处的健康饮食了。现在他有了些钱，可以更容易光顾街区的饭馆，特别是高师学生喜欢的咖啡馆。他们常去马修和卡普拉德，更常去著名的高师吧——就在于姆街对面，佛扬提那和盖-吕萨克街的拐角，还在那里玩台球。他们也喜欢吉马家，在圣雅克杜欧帕前面的小广场上，离圣雅克街很近，十分安静，适合随意聊天。^[4]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经过预科班严酷的管束之后，在高师的第一年相当于解脱。的确，夏天之前还要在索邦大学修几门课，但没有考试，也不必撰写论文。这是盼望已久的时候，可以享受生活和拉丁区。德里达比前些年在经济上要宽裕得多，终于可以随性买书和外出了。他频繁光顾电影院，常与罗贝尔·阿比拉舍德同去，并且好像关乎某项科学活动似的认真宣称：“我们要研究应用电影学。”

政治在高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萨特和加缪的冲突开始于前一年的春天，但继续引发争论。1952年5月，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的一篇文章《阿尔贝·加缪或反叛的灵魂》掀起了敌意。加缪不屑与作者打交道，直接在《致〈现代〉杂志主编》一文中回应萨特：

您的文章……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均保持沉默或加以嘲讽。……我开始对这样的现象感到有点厌倦，即我自己，以及那些在自己的时代从未拒绝过抗争的老兵们，不断地受到审查者们关于效用的教训，他们的椅子永远摆在朝向历史的方向，我也不再强调这种态度所隐含的某种客观上的沆瀣一气。^[5]

萨特在同一期杂志上用更粗暴的口气加以反驳：

但是您告诉我，加缪，出于什么样神秘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类存在的理由就无法讨论您的作品？……是因为您的著作仅仅证明了您在哲学上的无能吗？是因为它是用第二手资料匆忙堆砌而成的？……难道您如此害怕争议吗？……我们的友谊曾很艰难，但我会怀念它的。如果您在今天中断这友谊，那大概是它该中断了。许多东西曾让我们靠近，使我们分开的极少。但这极少仍然是太多了。友谊亦然，它会趋向专制。^[6]

萨特以《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文标志着他同苏联结盟，并且以法国共产党同路人的姿态出现，这导致几个月后他与莫里斯·梅洛-庞蒂更为痛苦的分手。他们两人1927年在于姆街相识，曾并肩战斗，并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在政治上，梅洛-庞蒂常常领先于萨特，甚至起过“领路人”的作用，但后来《肮脏的手》的作者指责梅洛-庞蒂为一种与世界脱节的哲学而抛下当时的政治挑战。萨特尤其不能原谅他在冷战最盛的时候批评苏联。在萨特看来，在“党”之外没有救赎的可能。“反共产党者是狗，我不会离开，我永远不会离开。”几年之后他仍然这么写。

这两次冲突撕裂了当时的知识界，对德里达影响尤深，因为他每一次都觉得“可能像萨特本人一样……同时处在矛盾的两边”^[7]。

在于姆街，共产党的问题无论如何无法避免：从全法解放以来党就控制着学校。许多事情近乎传说。早饭一结束，学校“支部”成员就集合在大厅阅读《人道报》（L'Humanité），并将最好的版面张贴起来。同时几个更靠近意大利共产党的反对者不加掩饰地沉浸于《团结报》（L'Unità）。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那天，许多眼泪未干的共产党员强制学校实行一分钟默哀，同时试图将一份吊唁电报发往苏联。但这些战斗者们——当时最积极的是埃玛纽埃尔·勒·卢瓦-拉杜里、让-克洛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皮埃尔·于甘（Pierre Juquin）、保罗·维纳（Paul Veyne）和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施加的压力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反复到宿舍召集会议，没完没了地兜售《人道报》，不断展示请愿书要求大家签名。

与友人毕仰高和皮埃尔·布尔迪厄一样，德里达试图站在一个艰难的立场，拒绝正面反对共产党，但更不愿被其吸纳。活动分子们很快将他归于不可能指望入党的一类，尽管他们是左派，还能在一些斗争中发挥作用。好的时候他们被视为“左右逢源的家伙”，远远不如“同路人”；坏的时候被看成“社会叛徒”。德里达后来在一篇向伟大的汉学家毕仰高致敬的文章中回忆当年：

在我们周围，在于姆街的房子里，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那里，最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即将迎来末日。但它似乎前途远大。我们两人那时属于非共产党的左派或极左派团体，以一种多少算是意料之中的和常规的方式进行斗争。我们参加在互助会和其他地方举行的所有会议，为我已不记得是什么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糊信封（反对殖民压迫、酷刑、法国在突尼斯或马达加斯加的行动，等等）。^[8]

令共产党员们大为光火的是，这个小群体不久创办了“维护自由知识分子行动委员会”的一个支部，集合了非共产党的左派和极左派，成功地汇聚了众多学生。他们阅读《世界报》、《观察家》或《快报》，然后连续几个小时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

杰基甚至差点成为《快报》周刊的长期作者，有1953年5月15日第一期出版前夕让-雅克·塞尔万-施勒贝（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致德里达的一封信为证。两人在几周前见面，酝酿德里达为周刊投稿之事。塞尔万-施勒贝这时说仍然在摸索周刊的形式，还不清楚向年轻的哲学家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他承诺，一旦有机会就向德里达示意。这样的合作没有丝毫不光彩之处。不久后，就在《快报》上，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神话》，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新小说的宣言。

在高师，这一届30多名学生中只有四名转向哲学：两名来自路易大帝高中，为米歇尔·塞尔和德里达；两名来自亨利四世高中，为皮埃尔·阿斯奈（Pierre Hass-ner）和阿兰·蓬斯。但他们远不能组成一个团体：塞尔和阿斯奈都不住在于姆街，也很少出现在那里。德里达于是常常同阿兰·蓬斯一起去索邦大学，无甚规律地听亨利·古耶、莫里斯·德·冈迪拉克（Maurice de Gandillac）、费尔迪南·阿勒吉耶（Ferdinand Alquié）和弗拉迪米尔·扬科勒维奇的课。但德里达同两名高师教授的相遇后来证明是决定性的。

从第一天起他就得到路易·阿尔都塞的接待，他负责哲学方向的学生。德里达认识他时他34岁，还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完全不为人所知。大约十几年后他将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同德里达一样，阿尔都塞出生在阿尔及尔附近。他成长于天主教环境，1939年通过考试被高师录取。随后立刻被征兵，很快成为战俘，在一个德国俘虏营里度过了5年，到战争末期才回到高师。他直到1948年30岁时才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很快成为指导学生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导师，并做了30多年。1950年起，他成为文学院秘书长，这是个定义模糊的职位，似乎专为他而设。被许多人称为“勒杜斯”的他在一层的“水族馆”右边有一间光线昏暗的办公室。实际上，只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时阿尔都塞才过问学生。在高师的第一年，杰基只是偶尔才见到他。^[9]

不过，在开学几周后，德里达开始听当时同样名不见经传的米歇尔·福柯从上一年秋天开始讲授的实验心理学。这门课每周一晚在卡瓦耶斯小讲堂进行，德里达像其他听众一样为这位仅比自己年长四岁的教师的风采所震撼：“他雄辩滔滔，富于威信，出类拔萃，令人印象深刻。”福柯有时带几个学生去圣安娜医院，他的一位精神分析师朋友在那里从医。德里达永远难忘这直面疯癫的经历：“人们叫来一个病人，他被一名年轻的医师询问和检查。我们看着这一切，深感震惊。”^[10]医师随后离开，撰写完观察报告后回到诊疗室主任乔治·都莫宗（Georges Daumezon）面前进行陈述。福柯和德里达的关系很快向友谊发展；福柯虽被任命为里尔的助教，但他当时一直在高师居住，这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

1953年2月的另一次相遇更加具有决定性。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父亲为祝贺他考试成功将自己的小汽车送给他，他于是带着三名同学——米歇尔·塞尔、埃里·卡里夫和杰基去上萨瓦的卡洛兹-达拉什度假地过了一周。这次出行值得一提的原因不是年轻人的滑雪，而是杰基同米歇尔的姐姐玛格丽特初次相识，他们后来在电影《德里达》中隐晦地谈到此事。这位漂亮的金发姑娘只有20岁，和许多同代的大学生一样患有肺结核。她在达希高地的疗养院已经住院数月，病情不稳定，结果时好时坏。从第一次见面起，杰基就对玛格丽特感兴趣，但他没有机会单独见她。而在少女的眼里，他不过是那群男孩子中的一个。直到一年半后玛格丽特重新回到巴黎，他们的关系才变得更为私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德里达任由自己卷入一种惬意的旋涡。正如他给表妹米什琳所写：“这里的生活呼唤着安静、沉默、独处的漫长假日。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动荡、不安、散漫。每天晚上想起这一天如何度过时都不由得惶恐。”^[11]好像为了有所弥补，杰基1953年夏天在埃尔-比亚用了很多时间阅读一本将对他至关重要的书，即埃德蒙·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此书以《观念Ⅰ》的题目更为人所知。该著作由保罗·利科翻译并评介。“正是这位胡塞尔的伟大读者，用比萨特甚至比梅洛-庞蒂还要严谨的方式，最先教会我阅读‘现象学’，并在某种意义上从这时起成为我的导师”^[12]，德里达后来对利科致意时这样承认。

余下的时间，八九月份再次在慵懒和忧郁中度过。他给米歇尔·塞尔写道：“我欢迎这假期的末尾。我最终让步于彻底逃离家庭的懦弱的欲望。当一个人太爱他的家庭时便会如此。”^[13]除了阅读胡塞尔，他很少学习，几乎不曾准备他应该在索邦大学通过的民族学考试，他选了这门课作为学士学位的科学学科。

有一件事令杰基苦恼：从他进入高师后，他和米歇尔·莫诺里之间的距离有些疏远了。他同高师的任何学生都不曾有过同样密切的关系。他以怀念的心情给朋友写信：

为什么我们连给对方写信的力气都没有了？你知道我不曾忘记。并非我的友谊已逝或已失掉热情，而是因为我身上的什么东西。我需要告诉你——也告诉我自己——这两三年来直到最近发生的事，我一直在自我“陈述”，好理清头绪。

而且，我不想再写信，我不再会写信。这尤其令人苦恼，因为我确定——当然是在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哪怕仅仅是给自己写作，才能拯救自己。^[14]

1953年开学时，在索邦大学的学士学位考试让他情绪恶劣。正如后来他在一间曾深感痛苦的讲堂里接受荣誉勋章时所说：“预科班和高师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有种高高在上和出类拔萃的天真情绪，这种情绪并不能让这些优越的人免于屈尊来到这里，在索邦大学注册参加各种考试，也不能让他们中间的我免于种种磨难和失败。”^[15]10月底，因为没有“绘制和测量骨骸的时间”，他在民族学的实践考核中失败。这一年开始时他本想全心投入高师的学业，但现在又一次背负着他称为“可笑的包袱”^[16]，幸好他的心理学通过了。

一个好消息是，他在学校的新楼里同朋友毕仰高合住一间舒服的房间。“这里有理想的学习条件，我想从来没有更好过。我们摆脱了所有物质困扰。如果只顾自己无忧无虑的话，我们可以很快在高师这人间天堂睡大觉。”^[17]他给表妹写道。杰基和吕西安一起买了一辆老车——1930年的雪铁龙C4，他们昵称为“车车”。不错，这车几乎跑不了路，而且常常得把它从街的这边移到那边以防被连续罚单，但它仍然让他们有过几次愉快的出行。尤其这是高师学生拥有的第一辆车，足令同学们钦羡。德里达就胆大包天地开着这辆“车车”同阿兰·蓬斯每周一次去人类博物馆上他尚未摆脱的民族学课。^[18]在那里他主要学会了区分人类与类人猿的头骨和骨骼。

“认真勤奋”的伙伴毕仰高决定专攻现代中国史，并开始学习中文（“车车”这异想天开的写法在中文里便意为“汽车”）。就在邻桌学习的杰基怀着崇拜的心情追随着他的进步，日后在里昂车站附近一家中餐馆听到朋友流利的中文时也激动不已。德里达后来在《论文字学》中提到作为表意文字典范的汉字时还记得当时同毕仰高的讨论。

此刻，杰基主要考虑的是高等教育文凭的论文主题，这相当于今天的硕士论文。11月底，他确定论文题目为《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其导师为莫里斯·德·冈迪拉克，是萨特在高师的老同学，1946年起任索邦大学哲学教授。德里达后来常常这样解释：即使胡塞尔不是他在哲学上的初恋，但其哲学作为一种“无可比拟的严谨学科”也为他的研究工作留下了重要印记。在1950年代初期，这也并非孤立的兴趣：胡塞尔现象学在法国大学里不大被接受，但对许多年轻的哲学家来说似乎是无法绕过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转向社会学之前也考虑过撰写关于胡塞尔的论文。

德里达想要用“一种更倾向科学的现象学”取代萨特和梅洛-庞蒂阐发的“法国式”现象学。在他看来，这几乎既是政治题目又具有哲学必要性。受到马克思主义者陈德滔（Tran-Duc-Thao）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影响，他也想将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方面相结合。辩证一词在他的论文中反复出现，但他会很快将之抛弃。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德里达深深为胡塞尔未发表的手稿所吸引，特别是关于时间、“否定的起源”或“他我”的部分。但这些手稿只能从保存在鲁汶的胡塞尔资料中查询。1954年1月，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写了一封推荐信，获知赫尔曼·冯·布莱达（Herman Van Breda）神父将提供帮助，使他们得以参阅这些珍贵文件。

德里达3月份赴鲁汶，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这是他第一次出境。胡塞尔留下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共4万多页，从1939年起就保存于哲学院顶楼，德里达在那里勤勉地工作。尽管对德语的了解有限，他仍然用心解读并抄写了许多段落，尽管他最后在论文中只用到很少的一部分。他遇到的比利时人似乎令他不快。幸好他同参与出版胡塞尔未发表作品的年轻德国哲学家鲁道夫·伯赫姆（Rudolf Boehm）惺惺相惜。他们每天在街道和公园散步，长时间地讨论哲学，当然是关于胡塞尔的，但也有关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只要有可能，杰基就将谈话引向自己越来越重视的海德格尔，而伯赫姆曾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的学生，也很了解海德格尔。^[19]

就在这次逗留鲁汶期间，德里达发现了《几何学的起源》，这是胡塞尔晚期的一部著作，刚刚在德国出版，它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德里达将十分重要。^[20]不过，德里达还是很高兴回到巴黎的宿舍同朋友们相聚。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以相当紧凑的节奏写了将近300页的文章，就写在旧的行政用纸和应该是从父亲那里成堆拿来的抬头为默希尔和玛姆香槟的纸上。毕仰高还记得德里达有时给他念刚写下的段落，但他从未听说过胡塞尔，理解不了多少。

此处不适合介绍《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这部专业著作。但在这部仅仅是论文的作品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德里达表现出的坚定。他在穿越胡塞尔作品的过程中不惮对其提出质疑。如果不在乎年代顺序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已开始对其进行“解构”了。他在“序言”末尾毫不犹豫地写道：

尽管胡塞尔进行了一场巨大的哲学革命，他却仍然禁锢于那宏大的古典传统：这一传统将人的有限性还原为一场历史事件，一种“人的本质”，将对时间性的理解建立在一种可能的或现实的永恒之上，而人曾经能够或可能参与这永恒。胡塞尔将存在与时间的先验的综合作为一切起源与意义的基础，他为了挽救“现象学观念论”的严谨与纯洁，并未打开超验的还原，也未调整他的方法。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呼唤着超越，这种超越将仅仅是一种延伸，或者反过来，是一种激进的解释，亦即一种彻底的转化。^[21]

尽管对论文的指导被称为是“关切和认真”的，但其唯一的正式读者莫里斯·帕托尼埃·德·冈迪拉克却仅满足于读过一遍。他后来说，这是因为他立刻意识到论文的质量；还特别因为他绝非胡塞尔专家。无论如何，德里达非常失望地看到自己的第一部长篇论文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他期待一种真正的哲学对话，就像他同鲁道夫·伯赫姆开始，但没能同任何友人继续下去的对话。“我的论文在其他情况下将会吸引别的读者”，杰基对米歇尔·莫诺里倾吐。阿尔都塞和福柯似乎都没有提出要阅读这篇论文。只有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在一年之后读了此文，并鼓励德里达着手将之发表。但杰基当时正全力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没有后话。

《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并非一篇简单的文凭论文。他作品中的许多重要因素已然存在，并且当此文于37年后最终编辑发表时，德里达不安地在其中“既辨认出又没有辨认出……一种讲话的方式，也许几乎没有改变，一种声音，或曰一种语调的古老而几乎是注定的立场”。令他更加不安的是，他在其中发现了一种法则，其稳定性让他“尤其感到吃惊，因为直到字面的措辞，这一法则从那时起就不间断地指导着”他所有的写作。从这时起，他关注的就是“起源的原初复杂性，简单的初始混杂性”^[22]。让-吕克·南希读到此文后给德里达写道：“这本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里面找不到人们想要抓获现行的青年德里达。德里达的源头，不错，但不是年轻的德里达。他的全部已经在此，如同身披铠甲的雅典娜。但他所缺少的也显而易见，那恰恰是某种青春，游戏的青春。”^[23]

尽管同毕仰高友情深厚，德里达仍然怀念与米歇尔·莫诺里的友谊。高师“冷漠的躁动”让他疲惫，他也厌倦“拉格朗日街漫长沉默的孤独，在那孤独中和走出那孤独时，人就是真正的自己”^[24]。米歇尔在前一年夏天成功通过了中学师资合格证书（CAPES）的笔试，正在南锡的两所中学实习。这使他们不容易见面，在一起的时间又过于短促，无法不令人失望。杰基觉得自己变得闭塞、冷酷和自私。1954年4月，他又一次陷入忧郁，请求朋友在巴黎至少待一个完整的周末。

尽量在放假前来看我，那时我除了你没有朋友，没有人，什么也没有。这里的人面对的是个幽灵，就算在对我表示友情的时候。这样一个人很快也变成了自己的影子。……我等你，一直如此。

我的生活忧伤、压抑、焦虑。……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的忧伤在变化：它变得持续不断、干枯或尖酸。我想从前它会成长为另外一种欢乐或希望，比它自身更为真实。^[25]

米歇尔也伤感地怀念起他们在巴黎共同生活的“那些丰富的时光”：在盖-吕萨克街拐角处的简单午餐，“在索邦时夜晚在岸边漫步，在奥利开着老破车兜风，你在高师宿舍给我朗读《堂吉诃德》，笑得像个孩子”。米歇尔在信中反复向他亲爱的杰基表达“温柔的友情”，但他常常害怕看他远去：“对你来说，难道我不是完全失落在迷雾中，如失宠的友人，苍白的幽灵？……我不知道是否配得上你的友谊，也不知道我对你怀有的友情是否足够美好。”^[26]

杰基这时同女子的关系仍然相当神秘。他在索邦大学遇到了热娜维耶尔·波莱姆（Geneviève Bollème），她就读文学专业，热爱福楼拜，已进入文学圈子。显然这名年轻女子令他动心，但她似乎为他们的暧昧关系感到不安。她有一次给他写道：“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谈谈我们相互的情形。我不大确定，但始终感觉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27]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友谊。

1954年10月起，准备教师资格考试让德里达和毕仰高有权拥有独立的宿舍。他们的房间相邻，他们继续共用一辆汽车，共同订阅《世界报》，特别是继续讨论政治。夏天的时候，毕仰高有幸随一个法中友谊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其中也有菲利科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回来之后，这位《中国革命的起源》的未来作者就这个主题滔滔不绝。德里达后来承认，他完全是从毕仰高那里学到了“以不安的、批评的、变动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现代中国”^[28]。

总的来说，毕仰高当时要比杰基更加积极地投身政治，更加激进。杰基有一天对他说：“如果命运给予我扮演列宁的可能性，我很可能不会去做。”^[29]这一年，时事的影响触手可及。1954年5月7日，随着奠边府战役的溃败，法国殖民帝国开始土崩瓦解。几周之后，皮埃尔·蒙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上台带来相当大的希望。但在1954年11月1日夜里，一系列刺杀震动了阿尔及利亚：直到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组织民族解放阵线（FLN）呼吁“重新争取自由”。1954年11月5日，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的内政部长在国民公会宣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的反叛只有一种终结的形式——战争”。冲突持续8年，伤害了整整一代人，极其强烈地影响了德里达。

返校时在小范围内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让·伊波利特执掌高师。作为当时法国哲学的重要人物，他是后来对德里达真正意义重大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看出德里达的哲学禀赋的人之一。他和让-保罗·萨特及雷蒙·阿隆同年进入高师，是将黑格尔引入法国的人之一。他在1930年代听过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著名的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课，后来翻译并详细评论了这部重要著作。伊波利特在亨利四世高中长期担任过预科班教师，学生中有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米歇尔·福柯。他领导高师的雄心是在文学领域还哲学以光荣地位，但他的脾气使得他难以像他希望的那样令人接受。

1954—1955年间德里达的主要对话者无疑是阿尔都塞。杰基像担心高师入学考试那样担心教师资格考试，他只求努力学习，听从他人的建议。针对指导教师布置的第一篇论文，他系统地做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笔记。随后，在一篇笔调十分个人化的长文中，他第一次试图将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相结合。

当无意识不再是对哲学的检讨时，它不过是哲学的反省。而哲学，作为哲学且在其自有的时刻，游弋在一些透明体之间：智性的思想，“先验”的概念，意识的直接前提条件，纯粹的意义。然而，无意识不只是含混的和模糊的。它主要是一个混合体。^[30]

阿尔都塞在论文第一页给出的分数毫无希望：给了他7分，而满分为20分。不错，这分数纯粹是指示性的。重要的是以一封四页长信的形式写下的评语，语气十分热情。

德里达，我们要一起看看这篇作业的细节。它毫无“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希望。我不怀疑你的知识水平，也不怀疑你进行概念思考的能力以及你思想的哲学价值。但要想在“考试”中得到认可，你必须在陈述与表达上进行彻底的“改变”。你目前的问题源于你将一年的时间花在了对胡塞尔的阅读与思索上，而我要重申的是，他并不是一个评委们“熟知的思想家”。

更根本的是，阿尔都塞认为德里达必须接受“所有论文写作的策略”：“在你的作业里，很清楚地看到你的讨论对象早已提前接受审判，这太明显了，文章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需要赋予这审判一种理想的司法形式：哲学修辞。”阿尔都塞还是以鼓励的口气作结：“这就是我的批评。我必须批评你。我还要说，我相信你今天能够听得进去，以便……明天不必再听。”

对于德里达的下一篇论文《用简单进行阐述》，其评语明显更为肯定。阿尔都塞对序言提出了批评，但认为“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的一路阐发非常出色。（而且随着文章展开，分析也越发从容与坚定）”。但他仍然建议避免使用长句：“就古典哲学写作时，不要在作业中夸大其辞。”

这时，德里达正挣扎于准备考试和对海德格尔日益增加的兴趣之间，这兴趣在他写作关于胡塞尔的论文时就很明显。让·波弗莱有时来高师讲课，但他从不提及海德格尔，尽管他是海氏在法国主要的对话者。因而德里达更多的是同热拉尔·格拉奈尔一起——他已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但定期回于姆街——钻研德文原文。格拉奈尔那时表现得对他颇有“保护性”，属于一小群“深奥做作的海德格尔派贵族”，这让德里达既着迷又恼火。格拉奈尔去世时，德里达回忆道：“几乎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让我感到窘迫，他尤其如此，常常令我胆怯到无法动弹。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在法国文化和普通哲学方面是个赤贫者。”

1955年春，临近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杰基承受着与考高师时同样的焦虑。考试对他而言仍然是今后不会再有的“令人恐惧的考验，是焦虑和疲惫的时刻”。“无论怎样，我们那时感到的就是断头台的威胁，这使得这些年对我如同地狱一般。这样的过去曾十分痛苦，我从没喜欢过高师。简单地说，我在那里始终很不舒服。”^[31]

5月初，德里达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极糟，以至他在居雅街约见了一名他并不认识的医生，后者给他开了苯丙胺和催眠药，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杰基控制不住颤抖，在第三次笔试时交上去一份只开了个头的卷子，写了个潦草的提纲。他还是通过了笔试——但口试时第一个就落榜了。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在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写给德里达的信中表示，他对这次失败感到十分遗憾，特别是因为他的同事亨利·毕罗（Henri Birault）和他本人为德里达开了个真正的“信任账户”，给德里达第三次笔试交上去的“说实话很不像样”的草稿打了相当高的分数，好让他能参加口试。不幸的是，他的口试并不比笔试好。

我的同事们应该对您讲了他们对您如此严格的原因，您就笛卡尔进行了完全错误的诠释，您的讲解很奇怪地集中于一名恰恰极少谈论死亡的哲学家上。您的才华毫无疑问，但同每年一样——这是教师资格考试的规则——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样的考生：其智力“水准”大大低于笔试或口试失败者，但很好地掌握了游戏规则，有意识、有耐心地获得了成功。请别忘记教师资格考试中的“讲课”并不是纯粹的技巧练习，而首先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学院式的训练，而这并不妨碍您在扼要说明您会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之后说点评委们想听的话。^[32]

冈迪拉克在信中尽可能以鼓励的口吻作结，提醒他萨特也曾在第一次考试中失败。另一位评审团成员费尔迪南·阿勒吉耶则表现得更加生硬，他建议德里达“学院化一些”，更经常去索邦大学听课，并在哲学上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您的三篇论文不过是一篇，您患有‘单一意念偏差’”^[33]，他可能这样对德里达说过。

在埃尔-比亚度过的暑假因这次失败而蒙上了阴影，但更因为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恶化。1955年1月，就在其政府倒台之前，皮埃尔·蒙戴斯·弗朗斯任命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后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被认为持开放和自由的观点。上任不久，他就承诺团结穆斯林并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但无疑已太晚。1955年8月20日，民族解放阵线在康斯坦丁地区组织了暴力游行。反叛者们挥舞着斧头和木棒，造成132人死亡，其中有欧洲人和温和的阿尔及利亚人。严酷的镇压造成1．2万人死亡。此后阿尔及利亚冲突扩大到真正的战争规模：许多此前反对独立的穆斯林转而支持独立，而雅克·苏斯戴尔加入了“极端派”阵营。

1955年10月，阿尔贝·加缪开始在《快报》发表一系列关于“被撕裂的阿尔及利亚”的文章，试图定义一种“对所有人都公平的立场”。加缪认为两个壕沟正在加深：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将欧洲人和穆斯林分裂的壕沟，将法国本土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相对立的壕沟。“就好像法国对殖民政策的公正讨伐扩大到了所有居住在那里的法国人身上。按照某些报刊的说法，真好像在阿尔及利亚拥挤着100万挥着马鞭吸着雪茄开着凯迪拉克的殖民者。”关于犹太人，加缪指出这一族群是怎样多年来被困于“法国的反犹主义和阿拉伯人的不信任之间”^[34]。1956年1月22日，加缪在阿尔及尔发出“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平民停火的呼吁”，同时他也遭到了死亡的威胁。他的态度并不被人理解：“从个人的角度，我只对此时此地能够避免无辜流血的行动感兴趣。……这一立场在今天不会让任何人满意，我事先就已知道两方对此会采取什么态度。”^[35]

那时的德里达同加缪的立场相当接近。但在阿尔及尔，一切与此有关的讨论都十分困难，尤其在他的家庭中。而在巴黎，他几乎只能同毕仰高谈论此事，后者认同他反殖民主义的信仰，也同他一样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行动所震惊。^[36]

1955—1956年是德里达应该在高师度过的最后一年，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好几次邀请他参加和夫人举办的招待会。在这个沙龙里，德里达结识了让·华尔和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这样的知识界与哲学界名流，还有一些前途远大的年轻人，如克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吉尔·德勒兹或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在此之前似乎难以企及的巴黎圈子。前一个夏天，在瑟里斯-拉萨勒（Cerisy-la-Salle）举行了为期十天的有海德格尔亲自出席的海德格尔研讨会，这次重要的聚会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在一次由瑟里斯的主人埃尔贡夫人举办的招待会上，有人发放了记录着研讨会重要时刻的录音。德里达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时刻。

我那时是高师的学生，在16区的一个沙龙里第一次听到了海德格尔的声音。我尤其记得这样一段：我们都在沙龙里，都在聆听这声音。……我特别记得海德格尔讲演之后的时刻：［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和［吕西安·］戈尔德曼的提问。其中一位大概向海德格尔提出这样的反驳：“但是，您难道不认为这种阅读方式，或者这种阅读或提问的方法是危险的吗？”这是方法论或认识论的问题。我耳中还能听到——片刻沉默之后——海德格尔的回答：“Ja！是很危险。”^[37]

不过，对杰基来说，这一年的一件大事是与同学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姐姐玛格丽特多少有些动摇的关系。经过在疗养院度过的漫长时光，玛格丽特终于在1954年回到巴黎：她的病情报告仍然相当糟糕，医生考虑施行大手术，但她拒绝了。“从我感到自己确实面临危险的时候起，我决定把病治好。”她回忆道。回到巴黎之后，玛格丽特接受了多少算是顺势疗法的治疗，饮食中蛋白质非常丰富：她每天要吃下一整块卡芒贝干酪，200克肉，四个鸡蛋，还要喝大量红酒。这种独特的疗法使她的状况显著改善，让她可以重新进行俄语的学习。杰基好几次被欧库图里耶一家请去共进午餐或打桥牌，可以越来越接近玛格丽特。在他们最早的一次会面时，德里达送给她一本加缪的《婚礼》：他带着一种预感景仰这部作家青年时代的作品。但这本书尤其让玛格丽特得以窥见他成长于其中的阿尔及利亚。

玛格丽特1932年出生在一个十分不同的环境中，童年生活颇为动荡。她的父亲居斯塔夫·欧库图里耶曾是高师学生：他在通过历史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前学习过俄语。他在布拉格服务于哈瓦斯事务所，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妻子并有了玛格丽特和她的两名兄弟。欧库图里耶一家随后在贝尔格莱德生活，直到1941年德国入侵。失去了父亲的消息，母亲和三个孩子逃难到开罗，艰难度日，直到战争结束。一家人随后搬到莫斯科，居斯塔夫·欧库图里耶在那里成为法新社通讯员。玛格丽特和米歇尔就在那里开始学习俄语。到1948年，欧库图里耶一家终于回到巴黎，让孩子们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并接受高等教育。看得出来，玛格丽特接受的教育并不比杰基更可算得上是法国传统教育。虽然成长在天主教家庭，但后来玛格丽特说，经历过这样流离的童年，还有个捷克母亲，她有时觉得比德里达更像犹太人。

在1956年夏天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一封信中，杰基要求朋友保密，并隐晦地谈到他经历的“糟糕的日子”。玛格丽特已同另一名高师学生洛朗·维斯尼（Laurent Versini）订婚，她的父母喜欢这个稳重的男生，已请他来过他们在夏朗特的住宅。这暧昧的局面一开始并不令杰基烦恼——像他那一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自认反感婚姻与忠实——直到他因妒忌而要求玛格丽特在他和维斯尼之间做出选择。玛格丽特很可能就在等待这个时刻好做出决定。她于是去找了未婚夫的母亲。当她对维斯尼夫人做出解释时，后者请她尤其别在教师资格考试结束之前向儿子宣布此事，以免干扰他。^[38]

对杰基也是一样，现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考试，如果他想最终得到解脱的话。在笔试前的几星期，哲学教师资格考生的传统是去寻求导师阿尔都塞的鼓励。不幸的是，阿尔都塞常犯的忧郁症发作，离开了高师。于是轮到杰基尽力安慰他，同时不愿“惊动他的休息”。

我确信这几周的隐居对你会有好处。看到你很疲劳，为教师资格考试及行政事务缠身，我很难过。再过几周，不是吗，你就会重振精神，回来用你的建议和你的在场支撑我们度过口试之前和之后的艰难时刻。

谈到自己的情况，德里达先是装作超然：

每年的资格考试前夕都是相似的。我的情况相当好。做了几个兆头不错的练习。关于笛卡尔的论文得到德·冈迪拉克很好的评语（14．5分，“今天并不宽宏大量”——原文如此）。在伊波利特那里就康德进行了陈述（“十分出色”，“至少能打17分”——原文如此）。我对你说这些并不是要表现得像个为好分数骄傲的小学生，而是因为这让我安心——尽管也许我是错的，也为了让我在考试之前获得更多的心理力量。

但他无法长久地隐瞒这一切已让他无法忍受：

唉，德·冈迪拉克或伊波利特的称赞已无法再令我骄傲，但我像饮用药液一般接受这些夸奖，我已成为资格考试的病人。上帝，这集中营般的混账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哲学——还有其他，因为还有其他越来越重要的东西——在忍受着这考试的禁锢，以至于我可能已经患上了你那种慢性疾病。你相信有一天我们能痊愈吗？^[39]

对米歇尔·莫诺里，德里达则像往常一样更加直截了当，不隐瞒自己的不安。他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忍受着严重的咽峡炎，但主要还是为焦虑所侵蚀。他在诊疗室的病床上给朋友写下的话看起来带有预言的味道：“我一无所长，除了拆除并重造（在这方面我成功的时候也越来越少）这个世界。”就在笔试之前，杰基同罗贝尔·阿比拉舍德一起去“老压榨场”汲取力量，那是“翁弗勒附近的一座小城堡，一些不事声张的慈善家们将之供‘疲惫的知识分子’使用”。他本希望去探望刚刚开始在迪南痛苦不堪服兵役的米歇尔，但意识到这样做并不理智。“如果你看到我的状态，我肯定你不会生我的气。这次在诺曼底的逗留让我感觉好些了，但我筋疲力尽，觉得自己很难熬过考试。”^[40]

考试的压力肯定让他难以忍受。他再次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这一次教师资格笔试和口试没出大错，但他得到的分数只是差强人意，远远低于备考练习让他所希望的。毕仰高祝贺杰基考试成功，并劝他别在意“可笑的名次”。他知道朋友这两年付出的努力，说很高兴看到他“终于有了试着生活的权利”^[41]。

德里达等到8月30日才给阿尔都塞写信。后者一直病着，只能远远地跟踪考试的情况，连自己爱徒的资格考试讲课都没能参加。^[42]这并非有意的缺席并不妨碍德里达充满感情地给自己旧日的导师写信。

我悲哀地看着这一年的结束……因为我将与我最好的朋友们分离，他们的存在对我是如此重要，其中便有你，你知道。……我不愿感谢你——尽管我本该如此——为你的建议和指导给我带来的一切。我非常清楚我该为此感谢你，但人们用以感谢老师的一切尊敬而有距离感的言辞也许只会损害你一直以来对我表达的深情厚谊。我请求你为我保留这份情谊，为此我衷心感激。^[43]

阿尔都塞的答复同样极尽友好。

你不知道十多天前我听到你成功的消息时是多么如释重负。无论如何，尽管我离开前获知许多有利的迹象，但我仍然禁不住暗地里为你担心，担心这荒唐考试中的陷阱与意外，担心评委的苛刻。我知道轮到你的时候这一切你都没能逃脱。赶快从你的生活和记忆中赶走这糟糕的回忆以及评委们的面孔吧！

允许我只简单地对你说，你的友情是我最近两年在高师最珍贵的财富之一。^[44]

尽管有这些不只是空话的鼓励，德里达还是怀着多少有些苦涩的心情离开了高师。他第二次才通过资格考试，成绩毫不出色，这迫使他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文风，屈从于这门学科；它从未曾属于他，也永远不会适应他。正如他给米歇尔·莫诺里所写，这成绩平平的成功“完全不像一种和解”，就好像他被接受是出于“些许无奈”^[45]。他将保留着对法国大学体系真正痛苦和怨怼的回忆，在此他将终生“失宠”。

取得教师资格让他收到许多祝贺，其中德里达应该十分看重表妹米什琳·莱维的来信。向她亲爱的杰基表示祝贺之后，她以一种奇异的混合了天真和直觉的口吻对他吐露：“比起教师，我更希望你是作家。……我该多么喜欢读你的书（自然是小说），并试着从字里行间诠释你。”^[46]德里达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她的心愿。

注释

[1]http：／／fr．wikipedia．org／wiki／École＿normale＿supérieure＿（rue＿d'Ulm）．

[2]阿兰·蓬斯的回忆。

[3]“Le Pot”，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建议书的片段，收藏于玛格丽特·德里达档案。

[4]同让·贝勒曼-诺埃尔的谈话。

[5]Les Temps modernes n°82，août 1952．

[6]Ibid．

[7]Jacques Derrida，“‘Il courait mort’，salut，salut”，in Papier Machine，op．cit．，p．200．

[8]Jacques Derrida，“L'ami d'un ami de la Chine”，in Aux origin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En hommageàLucien Bianco，L'Harmattan，2002，p．VIII-IX．

[9]这些信息中的一些来自Yann Moulier-Boutang，Louis Althusser，une biographie，Grasset，1992。可惜只出版了第一卷。

[10]引自Didier Eribon，Michel Foucault，Champs-Flammarion，1991，p．71。德里达在La bête et le souverain，volume I中的倒数第二篇讲演中也提到此回忆（Galilée，2008，p．415）。

[11]德里达致米什琳·莱维的信，无日期（1953年春）。

[12]Jacques Derrida，“La parole—Donner，nommer，appeler”，in Paul Ricoeur，Cahier de L'Herne，2005，p．19-25．

[13]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塞尔的信，1953年9月11日。

[14]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3年9月13日。

[15]Jacques Derrida，Discours de récepti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1992，texte inédit conservédans les archives de l’IMEC．

[16]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3年11月13日。

[17]雅克·德里达致米什琳·莱维的信，1954年1月8日。

[18]同毕仰高和阿兰·蓬斯的访谈。

[19]同鲁道夫·伯赫姆的访谈。

[20]德里达将翻译的这部著作由Walter Biemel第一次全文发表于Husserliana第六卷（M．Nijhoff，La Haye，1954）。

[21]Jacques Derrida，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PUF，1990，p．41．

[22]“Avertissement”in 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PUF，1990，p．V-VII．

[23]让-吕克·南希致德里达的信，1990年10月10日。

[24]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4年）。

[25]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4年4月）。

[26]米歇尔·莫诺里致雅克·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54年）。

[27]热娜维耶尔·波莱姆致德里达的信，1955年10月4日。

[28]Jacques Derrida，“L'ami d'un ami de la Chine”，in Aux origin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En hommageàLucien Bianco，op．cit．，p．II．

[29]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7年10月1日。

[30]雅克·德里达的论文，1954年11月，由路易·阿尔都塞批改，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31]Jacques Derrida，Sur parole…，op．cit．，p．30．

[32]莫里斯·德·冈迪拉克致雅克·德里达的信，1955年8月9日。

[33]转引自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34]Albert Camus，Chroniquesalgériennes，1939—1958，Gallimard，coll．“Folio-essais”，p．139-142．

[35]Albert Camus，Chroniques algériennes，1939—1958，Gallimard，coll．“Folio-essais”，p．12-13．

[36]同毕仰高的访谈。

[37]“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in Dominique Janicaud，Heidegger en France，op．cit．，p．94-95．

[38]同玛格丽特·德里达和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访谈。

[39]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6年4月25日。

[40]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6年5月）。

[41]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8月11日。

[42]不过，到达巴黎不久的埃莱娜·西克苏参加了这次“答辩”。“我偶然地，在1956年6月，悄悄进入了一个‘剧场’——索邦大学黎世留阶梯教室。我坐在门边易于逃离的一条旧木凳上。前面远远的，远远超前于我的，他的背影。他坐着，讲了很久。我不认识他。我看到他的后背。面对教师资格评委会，他要被审判。他讲的主题是‘关于死亡的思考’。最后，我出来了。这场景留了下来，包括最小的细节，永远留了下来。我没有看到他。”（“Le bouc lié”，in Rue Descartes n°48，SalutàJacques Derrida，PUF，2005，p．17。）

[43]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6年8月30日。

[44]路易·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9月4日。

[45]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6年8月22日。

[46]米什琳·莱维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56年8月）。